許身健
   許身健
  上世紀70年代初,尼克鬆訪華。美國公眾在電視新聞轉播中看到了之前感到神秘而又陌生的一切:尼克鬆專車經過的空闊的大街、毛澤東書房裡零亂的藏書、簡易沙發邊的白色痰盂……尼克鬆在與周恩來會面時不禁感嘆自己來到一個神秘的國家。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難以擺脫西方人眼裡的神秘感,因為,閉關鎖國使得西方國家難以全面瞭解中國。“距離產生神秘”,人們對於不熟悉的東西往往感到神秘,抱有獵奇之心。“距離產生神秘”的現象在法學院的學術研究領域也是存在的。大學自誕生之日起以追求真理、傳遞文明為使命,大學教授以創造新知識為己任,以撰寫學術論文為樂。瞭解美國大學的人們不難發現,儘管法學院、商學院是當下大學最熱門的機構,大學靠它們招財進寶,學生們趨之若鶩,但他們當年卻受到了傳統專業學院的排擠以及鄙視,後者認為法學院及商學院培養的是利欲熏心之徒,偏離了大學的使命,甚至不允許法學院商學院進入高雅的校園。
  法學院不滿足於擔當大學“錢袋子”的角色,然而,改變窘境並非易事。與大學其他專業的學科定位相比,它存在先天不足。法學當然與自然科學風馬牛不相及,它也不是社會學、經濟學或者人類學這樣的社會科學。在從事人文學科的學者看來,法學是追逐金錢的接地氣行當,是不能與追求真理與人文情懷的它們為伍的。如此看來,法學成了難以歸類的學科。法學的上述尷尬局面反映了其學科本身的特征,即它們從產生之始便屬於職業教育,法學院以培養合格的法律人為己任,大學開設法學院的最初著眼點在於這樣要比師傅帶徒弟的傳統模式更加經濟。
  大學教授的主流文化是追求學術,法學教授概莫能外,何況法學教授多數對實務不感興趣。美國法學院的教師一般畢業於哈佛、耶魯等精英法學院,他們即使從事過短暫的實務工作,也是三心二意,因為他們認為進入象牙塔對學術孜孜以求才是正道。我國法學教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苦於理論與實務的鴻溝,忍受著其他學科嘲笑“法學的幼稚”。法學教授們為了擺脫幼稚形象,努力借鑒學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對高大上的純學術研究孜孜以求。一時間,法經濟學、法社會學、法人類學等時髦的研究方法風靡一時。法經濟學運用所謂“成本——收益”這個化繁為簡的分析工具,對於複雜的社會現象顯得很有解釋力。不少學者抱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侵入,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但法學界有些學者苦於法學研究無法做到自給自足,對於經濟學是自覺自愿的賣身投靠。
  某次學術研討會上,滿場學者在曬法經濟學、法社會學、法人類學等研究方法。一位仁兄用所謂話語理論繪聲繪色地分析警察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對話,不少人聽得津津有味。我在提問環節說:“您的研究方法我很新鮮,但恕我直言,您目睹的這個訊問可能是對警察訊問的初印象。由於對警察訊問不熟悉,您作為書齋里的學者對這個場面感覺很是新鮮。這就好像外星人初次來到地球,他們會對地球人的生活事無巨細都充滿了好奇,而地球人早已司空見慣。法學學者的研究對象是具體鮮活的司法實踐活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熟悉研究對象,不能用外星人的眼光來看待世間生活。法學教授要接地氣,不能做來自星星的你!”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原標題:來自星星的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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